国内大循环战略与“双城记”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并针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其中，“一带一路”、区域整合和乡村振兴是三大重点。

2017年底的中印洞朗冲突使西南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

2019年1月，我们在《从洞朗事件思考“一带一路”与西南乡建的有机结合》一文中就提出：亟需以成渝为龙头推动“川渝南下纵向整合”，在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一带为“一路”中的“南海丝路”打造战略腹地。西南地区应该主动加强产业整合，积极构建这一框架布局，其中关键的是：发挥西南地区生态和人文优势，以乡村建设作为加强中南次区域交流的重要内容，推动区域跨越式发展。

在文章中，我们进一步明确：“纵观国内各地，能够挟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三大资本优势进入中南半岛形成对南亚次大陆的侧翼前出、对印度洋一带发挥‘次区域’整合作用、从而为南海丝路战略提供坚实陆地力量的，只有川渝地区。”“成渝地区作为我国西南内陆‘三高’与中枢，有条件主导中南半岛这个海丝沿线产业发展中心和资本运作中心的建设。这样，既可以通过中国一贯占有优势的‘陆权’经营为南海丝路战略提供可靠腹地，也可以在条件合适的时机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形成中国沿海开放的‘双翼’格局，平衡单一倚重太平洋空间和通道(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导致的风险。”

2020年1月，中央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构想，并在同年10月审议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是打造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此之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用少量土地聚集了大量人口，并创造了高额GDP。然而，近年来，随着美西方与中国“硬脱钩”，“三海一边”（“三海”指的是来自东海、南海和黄海方向的海上威胁，“一边”则指的是中印边境争端）地缘政治压力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下旬“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视角看，其核心在于推动七大区域（包括上海自贸区、“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以及长三角）的一体化整合。这一战略转型并非自我封闭，而是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其本质在于整合和优化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实现互补发展。例如，广东一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越俄罗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是将深港两地的资本和技术能力向内陆深度拓展，将广东西部地区纳入发展版图，形成互补。

这种区域性的增长模式并非孤例。长三角地区以上海、苏州、宁波等城市为支点，已逐渐成长为长江经济带的强劲引擎。长江经济带覆盖范围广，资源可通过长江航道直达宜宾等重要港口，与上海等资本中心形成互补，引领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这种国内区域的整合，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通过整合国内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实现互补发展，推动区域整合的客观过程，也是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关键。

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成渝经济区的一体化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其作为近期的重要次区域整合，将结合国内资源、资本、技术，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我们已经在过去的讨论中充分强调了乡村振兴在全球化挑战中的重要性，而区域整合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通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们有望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的西部战略大后方

与区域发展新引擎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顶层设计自2020年提出以来，一直热度不减。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就明确写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相比较而言，虽然成渝拥有外循环空间，但相对于其他三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更为成熟的城市经济圈，这里所带动的主要还是内循环。这一地区有能力承担起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激活西部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从而带动整个西部的更快地崛起。

从国内视角审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不仅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决策，更是打造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这一举措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成渝地区的工业化历程，实际上是国家战略调整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成渝两地长期作为战略大后方，特别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庆)因其广阔的战略纵深，成为国家“三线建设”布局的关键。从1965年到1978年，全国工业投资的1/8、国防军工投资的1/4集中于此，为国家的战略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线建设”的实施，促使大量国防、科技和装备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成渝两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今天的双城经济圈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世纪之交的提出和实施，成渝地区成为推动这一战略的重要支点，国债投资对该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举国体制，逐步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再平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正是这一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

从国际视角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国家“一带一路”南向战略的桥头堡，对于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应对全球化重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相较于南方沿海地区，成渝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长期的国家政策支持，成为西南地区产业和金融双高地，具备南下“纵向整合”中南半岛、进一步战略前出到南亚次大陆东缘的潜力。因此，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仅有助于川渝南下纵向整合，还能联袂开发南亚、东南亚的市场和资源，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深入分析成渝经济区，不难发现其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同时拥有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三大资本优势的地区，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成渝一体化作为该地区的战略核心，不仅拥有资本、产业、技术三大高地，还具备向西进入中亚、西亚，向南进入中南半岛的地理优势，为成渝经济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如果中国更加注重陆权战略的发展，则这一战略大后方的定位，预示着作为支撑的成渝一体化的深入实施，应该连接周边多个节点城市协调发展，使之符合做为国家战略的层次。

在全球化解体没有显著演化之前，成渝经济区所构建的西部陆海大通道主要服务于连接海上贸易通道，虽然为区域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易于被海权竞争所影响。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老铁路的开通，以及国家南向战略的布局调整，这一传统通道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陆海通道正在悄然形成，它不仅将绕过南海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冲突，更能够直接连通印度洋，为成渝经济区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市场的大门，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渝经济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成渝经济区在产业、金融和技术方面的优势，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把握机遇。成渝经济区应继续加强区域特别是节点城市的合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城乡融合与生态化转型，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城乡融合与生态化转型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成渝两地需紧抓战略机遇的时间窗口，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大领域——工业、农业及金融——得到深入实施。

宏观部门和农业农村委需细致研究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率先在新型县域经济中实现”的政策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整合和向绿色生产方式的升级。这将有助于构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城乡融合与生态化转型也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应加强城乡规划，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首先，在工业领域，成渝两地应加强顶层设计合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产业互补的关键机遇。应推进产业纵向整合而非横向整合，发挥各自工业优势，实现错位布局和差异化发展，从而在发展中合作，实现共赢。

再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县域“数字经济”创新同步推进。成渝两地应激活大量空间生态资源和政府投入的乡村设施性资产，加强数字化生态乡村的顶层设计创新，实现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通过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同时，推进县域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健全资源权属交易和投融资制度体系，促进生态资源价值显化和活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压舱石。城乡融合作为新战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增长点。成渝两地应借鉴浙江先进经验，推动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化。要创造条件吸纳“五退（退休干部、医生、教师、科技人员以及退役军人）”，吸引市民下乡，培养中小型社会企业，发展乡土百业，构建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包括农业生态化转型、多业态手工体验经济、全域旅游、养生资源开发和配套的公平市场体系等。通过“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确保农民分享生态资本带来的增值收益，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对于贯彻生态文明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两地应深入学习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围绕生态屏障区需求落实“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强县乡村三级统一规划和多部门相互协作，推进生态共建和环境共保。应树立“山水田林湖草是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适时推进“生态资本深化”改革，将城乡融合纳入发展规划，激活沉淀资产，实现综合、可持续、包容和健康的发展。特别要对现代农业产业在内的“绿色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以“绿色生产方式”为目标，构建城乡生态化融合体系。这包括制定优惠政策推动农业一二三产融合，构建互联网+农村“六次产业”集成创新，以及实现全域资源的综合性规划和生产方式调整。

融入国家战略，强化协同发展，

构建区域协作新典范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国家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成渝地区作为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融入国家战略、强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成渝地区不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还能为区域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成渝地区应当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中，坚定树立整体观念和协同发展意识，并不断完善合作机制。

首先，应构建“地方政府高效执行国家战略”的政策框架。国家战略通过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能够高效调配地方资源，以较低成本融入国家战略之中，从而极大增强国家投资和政策红利的效益，实现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共同繁荣。作为西部独特的“亚区域一体化”战略整合区，成渝两地应从全局视角出发，谋划自身发展，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推进国家发展战略贡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力量。

为了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成渝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深化改革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高地。这包括：

（一）构建“巧实力”以提升区域影响力。成渝两地应将“川渝南下”推进亚区域纵向整合”战略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综合安全框架，明确其战略定位，采取产业南下布局开展纵向整合的应对策略。

（二）鼓励现代服务业先行。成渝地区应推动商贸、物流、教育文化、生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先行进入市场，了解当地环境，培养本地化人才，构建社会网络，为资本沉淀性高的产业进入打下基础。

（三）积极申请资本市场及期货市场的支持政策。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时间差——国内沿海证券市场可以在成渝昆三地设立“延时交易所”相应带动本地“场外交易”，吸纳国内过剩流动性充实西南金融资本高地；成渝地区应争取相关政策支持，促进金融与产业的跨境整合，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和产业培育中心，支持国家战略的实体产业发展。

（四）建立地市政府与中央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为了解决现行层级架构下政策执行的不便，成渝两地应建立与中央部门直接沟通协调的机制，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更高效地执行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