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读初中的时候学过朱德写的一篇文章《回忆我的母亲》,至今印象深刻。
朱德出身贫苦的佃农家庭,世代为地主耕种。佃农家庭的生活往往是艰苦的,全靠拼命辛勤劳作、节衣缩食才能勉强过得下去。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朱德特别提到乙未那一年遭受的苦难:
那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
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如果你是个爱思考的人,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一年地主要欺压佃户,提高租税?
答案是,因为乙未年的前一个甲子叫“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
那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很不幸的是,清政府没能扛住,打了败仗,于次年四月份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中一款条约规定:中国需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
而这笔赔款最终落到了谁的头上呢?自然是当时以朱德一家为代表的底层农民身上。
可以推测,那一年除夕,被地主欺压增加租子、被迫分家的绝不止朱德一家,还有千千万万户人家有着同样悲惨的遭遇,朱德一家只是无数人家的一个缩影。
可以想象,那一年除夕,家家户户上演的不是合家团圆的欢乐喜剧,而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中华大地上数不清有多少哀嚎、有多少呻吟、有多少啜泣、有多少悲恸。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
《马关条约》的2亿两赔款,挪用军费修颐和园的慈禧太后不会出一分钱,家产千万的宰相李鸿章不会出一分钱,狂逃500里的败将叶志超不会出一分钱,大清的王公贵族,朝廷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不会出一分钱,他们只会提高田税,甚至借机盘剥。
那些有田的地主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绝对舍不得把平时吃的白面馒头换成高粱窝头,舍不得把平时穿的绫罗绸缎换成粗布麻衣,绝对舍不得拿自己的钱来给朝廷交增加的税,只会把负担转嫁原本就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的佃户们。
由此,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扛不住,最终承担代价的永远是底层的老百姓。
二、
因此,我们越是处于底层,越是得希望国家好,越是得希望国家扛得住。
每当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因对生活不满,整天怨天尤人、咒骂国家,唯恐天下不乱时,我不由得为他们感到悲哀。
假设甲午战争前夕,大清朝有这么一户佃户,因生活太过艰苦,内心对官府十分不满。
某天,中日发生战争的消息传来,他的心里顿时躁动了,他暗暗诅咒起清政府打个大败仗,然后和那些官僚地主一块玩完。
然而事情真的如他所料么?清政府确实打了败仗,那些官僚地主没有玩完,他的日子却比以前更苦了。
所以你看,哪怕是身处腐败透顶的大清国,唯有希望它能够扛得住,底层的老百姓才有点好日子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方能明得失。我们知道了过去,就能看清当下了。
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三年了,今年冬季的抗疫尤其不容易。
现在,奥密克戎病毒传播速度极快,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好几个大城市都爆发了疫情,清零任务艰巨。
加上抗疫几年来,政府的财政空乏了,基层的干部、一线的医护人员疲惫了,被封控在家的居民受不了了,矛盾、情绪肉眼可见地多了,于是很多人在网上嚷嚷着要放开,不如躺平,心里巴不得国家扛不住而放弃清零方针。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国家扛不住这一波疫情,如果真的被迫放开,那么到时候承担代价的又是谁呢?
这几天,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到村里的几个脱贫户家里了解情况,上户结束后我走在路上,突然想到:如果真的放开了,最惨的怕不就是村里的这些困难群众吧。
疫情这几年,正是由于国家的强力防控,疫情只在城市中爆发过,才没有蔓延至农村,村里的老百姓才过得安安稳稳稳。
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情况呢?空心化,年轻的大多外出务工,条件好的住到了城里,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的、小的、弱的、残的、病的、穷的,风险抵抗能力非常差。
尤其是还有一大批脱贫人口分布在广袤农村的各个角落,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划定的脱贫线是多少吧,我告诉你,只要人均年收入超过6900元一年就不算贫苦。
折合到每个月不到600块钱。
如果给你们600块钱一个月,你觉得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中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仅1000元绝不是句空话。
这些人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什么文化,互联网玩得也不溜,更不会在微博上写小作文,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也不掌握话语权的真正的弱势群体。
总是有人说,新冠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一个大号的感冒,重症率和致死率非常低。
但是,就算是大号的感冒也得治不是?也让人很难受不是?再低的重症率和致死率乘以庞大的人口不也得死人不是?
一旦发生医疗资源挤兑,你觉得这些人凭借他们的人脉资源能挂到号吗?能买得起呼吸机吗?能买得到药吗?能得到救治吗?
届时,没有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会回应他们的诉求,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惨状,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痛苦。
那些喊着要“躺平”的、幻想全面“放开”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后果的,人性的悲哀就在于,人人都不想成为代价,人人却希望别人承担代价。
更有甚者,有的人不仅不在乎,还满脑子社会达尔文思想,把底层群众、弱势群体视为负担,视为蝼蚁,视为草芥,巴不得他们被病毒消亡。
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在更有钱的大老板、更有势的权贵面前不同样是草芥、蝼蚁么?
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任何人都有好好生活下去的权力。
尤其是村里的这些困难群众,他们大多时候就静静地待在村里,基本不出远门,他们没有能力出国,不会把国外的病毒带进来,他们也没有钱可以随时外出旅游,不会传播病毒。
现在,嚷嚷着要躺平的人目的不就是想着放开之后能获得“自由”嘛,但是这些原本就没有“自由”的村民,他们凭什么要承担“躺平”所带来的代价?
三、
一个国家的基本盘是哪些人?
是大权在握的高官显宦吗?是有钱有势的大老板吗?是光鲜亮丽的明星网红吗?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吗?
都不是。
一个国家的基本盘其实就是那千千万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他们是穿梭街头的外卖小哥,是守卫边疆的战士军人,是种田耕地的农民伯伯,是电子厂做流水线的女工,是奋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是每一个凭借双手努力劳动讨生活的普通人。
国家发展了、繁荣了,他们分得的蛋糕最少;国家衰落了,有难了,他们承担的代价最大。
但是,他们对于国家最忠诚。正如那些从小挨打挨骂的孩子,长大了对父母最孝顺。
而那些受父母溺爱而长大的孩子,等父母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最不孝顺。
所以你能看到,明朝末年,江南那些有钱的大地主们,宁可国家亡了也不愿纳税;
所以你能看到,抗战时期,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说投降就投降;
所以你能看到,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那些大明星们一个个跑到国外,享受着岁月静好。
很多人搞不懂,国家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扶贫,为什么要保障那些最没有话语权、最没有存在感的底层群众的基本生活。
让哪怕是最穷的人也不愁吃、不愁穿,有安全的房子住,有干净的水喝,让小孩有学上,让病人有医疗。
这其实就是在稳固一个国家的基本盘啊。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教员的一段话: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